侯云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52年10月生,山東臨清人。中共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政治學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1969年12月參加工作。1978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
1978年至1985年在國家經委生產綜合局、辦公廳、經濟綜合局工作。
1985年4月任國家經委綜合局副處長。
1988年至1993年在物資部政策研究司、政策體制法規司工作,歷任處長、司長助理、副司長。
1993年至1996年在國內貿易部工作,任行業管理司副司長。
1996年至2002年在國家經貿委工作,歷任辦公廳副主任(正司級)、研究室主任兼辦公廳副主任、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秘書長。
1998年至2001年在中共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政治學專業學習。
2002年4月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2008年10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貢獻
曾參加黨中央、國務院和部委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運行、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商品流通和市場管理、工業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就業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理論和政策研究,在全國性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多篇,合著《中日企業經營方式》、《國企改革建言》。近期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中國特色城鎮化、企業改革和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觀點摘要
發展方式轉變不只是依靠政府管理創新,還包括科技進步、結構調整等許多方面;政府管理創新也
不僅僅是要促進發展方式轉變,還要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社會轉型等多個目標;但政府管理創新對于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確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而且,政府管理創新與發展方式轉變也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轉變發展方式,我們已經強調多年,雖然取得了重要進展,但經濟發展方式粗放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
發展方式帶來了嚴重沖擊,突出表現在外需減少、出口下降,經濟增速大幅度下滑。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在取得顯著成就、率先實現經濟整體回升向好的同時,也付出了一定代價。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認為,就是要使經濟增長從比較多地依靠外需拉動、外延擴張、外部推動,轉變為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內涵提升、內生增長。從后危機和危機后時期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看,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消費疲弱,再工業化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外需環境較危機前將更加趨于復雜、緊張。出口雖可望有所增長,但那種井噴式增長將風光不再,我國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性需求拉動;隨著全球能源資源供求關系變化,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和節能減排壓力增大,靠大量消耗能源資源和污染排放的外延擴張越來越難以為繼;隨著經濟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各國經濟將由應急管理轉入常規增長,中國經濟應更早一些考慮刺激政策的淡出退出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加快由“三外”向“三內”轉變的步伐。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原因,有資源稟賦和全球分工的因素,也與我國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缺陷有關。
從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總體上仍處于工業化中期,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難以回避這一時期的階段性特征。對于這方面的原因,我們只能循序漸進,不可能全面超越發展階段,但要通過加快發展盡量縮短這一進程,爭取不走或少走彎路,努力實現局部跨越。
從資源稟賦和全球分工來看,我國資源稟賦的基本特點是人均資源缺乏而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經濟全球化,產品、服務都是可貿易的,高端人才也可以跨國流動,但勞動力除少量勞務出口外,是不能自由流動的。出口產品等于出口勞動力。擴大出口是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增加就業的必然選擇。但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低,勞動力素質不高,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全球分工和產業鏈的中低端。我們應該繼續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通過產品出口解決勞動就業問題。這是我國今后相當長時期不得不考慮的選擇。同時,我們又不能甘于、安于這種分工,應當通過大力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通過推動出口轉型、升級和結構優化,把比較優勢轉化為綜合優勢,在全球分工中不斷提升自己,爭取主動,逐步占據有利位勢。
從體制機制來看,當前制約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因素比較多。主要包括:一是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狀況。二是社會性規制制度不完善,政策執行不到位。三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不健全,碎片化現象嚴重,制度之間銜接性較差。四是壟斷性行業和國有企業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缺陷。主要是資源壟斷和收入分配不合理。五是財政稅收體制不完善。以增值稅、營業稅為主的間接稅體系和從分灶吃飯沿襲而來財政分配體制和利益格局,刺激各地爭上項目,重復建設,盲目擴大產能。
促進發展方式轉變需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對于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應當抓緊解決,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這需要從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入手,轉變政府職能,創新政府管理方式,把該管的切實管住管好,把不該管、可不管的逐步放開搞活。對于政府不該做、做不好或市場、企業和中介組織能夠做得更好的事,應當把他們交給企業、市場和中介組織來做,即使是基礎設施、社會事業、公共服務項目,也應當逐步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管辦分離、購買服務等方式,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和整個社會經濟的活力與效率。這就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更多地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要加快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改革政府審批方式、優化審批程序,提高行政效能。要加強政務公開和信息公開建設,完善社會公示和社會聽證等項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開放度、透明度。
對于那些應該由政府管住管好的事,也要通過改革創新、理順關系、健全制度、完善機制、依法行政,避免和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從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的迫切要求看,當前亟需加快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建立和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主要包括:一是推進資源和要素價格改革,充分發揮價格機制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二是切實加強對資源、環境、質量、安全等方面的社會性規制,正確和有效發揮政府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方面的應有作用。三是著力完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改變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不相協調的狀況。四是深化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完善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剩余分配機制。五是制定并實施合理的消費政策,促進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消費模式。同時要探索財稅制度和財稅體制改革,調整和優化利益格局。
總之,要通過政府管理創新,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使我們經濟增長盡快由比較多地依靠外需拉動、外延擴張、外部推動,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內涵提升、內生增長。
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2023年全國“兩會”有多個層面的特殊意義。2023年全國“兩會”是黨的二十大后的首次全國兩會,如何通過法定程序把黨的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動,如何布局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接下來的工作,都是2023年全國“兩會”的重點內容。 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23年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保持政策連續性針對性,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砥礪前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懈奮斗! 為更加全面深入學習2023年“兩會”精神及“兩會”內容要點,政研智庫培訓中心為全國各級政府及企事業單位開展2023年“兩會”精神解讀專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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