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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生：關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

首先，我談一下對中國經濟結構性變化的一些看法。中國經濟現實的結構性變化有三個指標很重要。

第一個是創新。創新可以從很多的角度看，例如研發強度，發明專利，申請的增長率以及科技進步的貢獻率等。如果我們單用一個指標——研發強度，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可以看到三個不同的板塊，分別對應處于三個不同階段的中國。

一是東部沿海的七個省市。這些省市的研發投入2016年是9830億人民幣，占總的研發投入62.7%，這意味著此區域的研發強度已經超過OECD的平均水平。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10年、20年之后，這個地區它的流量積累出存量，將會出現一批一流的實體企業、擁有一流的創新能力、具有一流的現代金融的發展和聚集一流的人才、人力資本。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構建一流的實體企業、創造出一流的創新實力、發展一流的現代金融的區域。因此，該板塊主要著眼于下一步的營商環境、市場環境、法制環境和它的創新環境，實際上是在全球范圍內對標世界發達國家的水準。

二是中部和西部比較發達的省11個省市。該板塊在2016年投入創新的資金是5342億人民幣，占整個研發投入的31.6%，基本上還處于投資驅動階段的前期、中期、后期，而且這個部分絕大部分都屬于內陸地區。該部分下一步的核心重點是怎么能夠基于國內需求、國內消費、國內投資的發展，從高速轉向高質量。

三是剩余的11個省市自治區。這11個省市自治區在2016年投入創新的錢只有888億，僅占全國的二十分之一。因此,該區域實際上仍處于資源驅動階段，還沒有進入投資驅動階段。因此，這個地區主要關注如何保護好綠水青山，怎么能夠走好“一帶一路”，例如新疆是“一帶一路”的核心區，廣西是東南亞的最前沿，云南是面對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的橋頭堡等。因此從這個地區未來應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一帶一路”，著重對外開放、對外合作。

因此，從創新的角度來講，中國有著三個完全不同的板塊，任何一項宏觀政策要考慮國內地區、城鄉巨大的差異。

第二個是發展結構變化。例如，對比在2016年、2017年兩年，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的GDP的增長率，能看到過去的十年，有九年江蘇的GDP增速、山東的GDP增速快于廣東，江蘇和山東的工業增加值的增速快于廣東，但是在2017年這兩個省全面落后于廣東；同時，江蘇、山東的財政收入工業企業利潤也慢于廣東。過去十年，我們僅看到GDP和工業增加值的增速，而忽視了掩蓋了結構性的轉換和動能的轉換。如果我們通過觀察貨運量、用電量、增長率、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和進出口的增長率，過去十年江蘇和山東落后于廣東。

以上的對比體現出，在總量還保持著一定增速的時候，由于新舊動能的轉換、結構的轉換和體制轉換的滯后，在東部沿海地區七個省市出現了分化。即廣東、浙江、上海，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講，進入到比較主動的發展狀態；而山東、江蘇在新舊動能轉換方面、結構轉換方面的確落后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看省內的差距，地區之間發展的差距，可知廣東省內的差距是顯著大于江蘇、山東、浙江的。而且政府、市場、社會的協調性，也是存在著缺憾的。眾所周知，解決發展不充分的矛盾要靠市場競爭的壓力，而解決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史靠政府的作用、靠社會的作用。

第三個是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比重變化，即使是在同一個發展檔次的地方，動能差異、結構差異、體制的差異也是不同的。

其次，談一下目前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中國的一些重大需求已經到了峰值或者已經過了峰值，例如制造業的投資、基礎設施的投資、房地產的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可能在2018年將達到或過了峰值。這意味著，過去40年支撐高速增長的三大投資需求，在未來將會減速。重大需求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首先是外商投資。2018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白皮書指出美國企業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還是主流。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外商來華投資，70%以上是服務業，是技術服務、研發服務、信息服務、專業服務等。而在這些重要的服務領域，我們的市場準入、投資環境、制度規范等方面，和制造業相比，這方面還是有著非常顯著的差距。因此，要想把外商來華投資形成一個投資新的需求增長點，就需要我們改善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

其次是民營企業投資和民間投資。過去40年，我國改革推動力度比較大的是制造業。中國的制造業，民營企業占比是61.2%，外商投資企業比例是11%，國有企業是27.8%，可以看出中國的制造業在過去40年，會成為世界制造第一大國，很大程度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混合所有制的結構。因此，如果實現民間投資更加活躍，除了解決產權問題和對民營市場準入的一視同仁等這些重要的因素以外，怎么能夠讓我們的現代服務領域和一些重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也能夠形成一個混合所有制的結構，即“引狼入室、與狼共舞、培養狼性”，我相信民間投資會有更好的發展。主要為創新而投資、為綠色而投資、為民生而投資。

除了投資以外，還有的領域如煤炭，這種傳統能源的需求結構也將發生重大的變化。還包括鋼鐵、水泥、電解鋁，重化產業所產生的投資需求，都在發生重大的峰值變化。

第二個方面是資源環境的底線。為了綠色發展，發改委能源所提出了三條線：第一條資源環境消耗的上線；第二條環境質量的底線；第三條是生態保護的紅線。如果中國14億人實現現代化，能源消耗、環境容量的消耗應當采取一個什么模式更好？采取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能源消費的模式，地球是無法承受的。所以我們必須要采取更加節能環保、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的模式，進而使得當前技術、基礎結構、制度、產業和整個國民的行為，都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第三個方面我國產業結構和人工結構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在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經歷了抄襲、山寨等發展模式后，中國的經濟、社會以及方方面面都面臨著，如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

最后，我談一下結構性去杠桿這個問題，簡單地談一下我自己初步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十年，中國都是一個加杠桿的過程，都是用加杠桿的方式為世界走出危機的泥炭做出貢獻。但加杠桿的周期是不是應當結束了？能不能夠結束？我們大家知道，中美的貿易摩擦以及美國的加息、減稅、縮表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仍然需要一個大國為它在未來的十年拉車，它會用貿易摩擦、貿易沖突、貿易戰的方式逼著繼續加杠桿，一直加到崩潰，成為第二個日本，我們能從這個怪圈里擺脫出來嗎？過去十年國企和地方政府是穩增長的重要力量，這里面涉及到2008年的危機究竟是我們的危機還是他們的危機，我個人認為2008年的危機是歐美生產網絡的危機，而不是東亞生產網絡的危機。我們東亞生產網絡除了為歐美代工受到重大影響以外，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都沒有受到重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無論是地方債還是國企債、企業債、居民債、居民杠桿率，核心的問題是一句話，推動去杠桿。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要在結構性、體制性和高質量上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