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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遠征：不能讓國企、也不能讓民企有超國民待遇

中國經濟在機遇與挑戰中走過坎坷而又平穩的一年。在2018年行將結束時，民營經濟走到了“聚光燈”下，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年中，“民營經濟退場論”甚囂塵上，年尾，一場座談會廓清了對民企的思想迷霧。

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民企座談會上說，我國的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廣闊的舞臺。隨后，各部門和各地政府聲勢浩大馳援民企，資金與政策并行，民營企業在艱難的環境中迎來希望。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國經濟面貌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也是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除了民營經濟，2018年房價快速上漲勢頭繼續被遏制，金融保持穩定，去杠桿進一步推進，傳統經濟和新經濟依然展現出巨大的潛能。2018年即將結束，2019年倏忽而來，明年民營經濟如何發展，中國經濟又將走向何方？

新京報經濟新聞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獻《看2019新聲》，邀請國內頂尖級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官員，共話民營企業，問道中國經濟。  

精彩觀點：

1、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是可以做到可持續的，關鍵是要把利率放開。

2、所有的政策、實踐都應該按照市場標準，比如金融就是看風險，利率市場化就是所有企業都依據風險來確定溢價。

3、中國人口老齡化、社保負擔在加重，國有資產最合適的使用方式就是劃轉社保。今后一段時間，應加快國有資產向養老金劃轉。

4、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討論，而應該從國際的角度來考慮。

近期，民營企業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政策層面上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一系列措施陸續出臺，這樣能否解決民企的融資問題？去杠桿是不是加劇民企生存困境的原因？

針對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對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曹遠征進行了專訪。曹遠征認為，民營企業的困難與資金的期限錯配有關，要解決民企的融資難題，可以從增加資本、緩解期限錯配入手。但是，最根本的還是要提升民營企業自身的競爭力。

貸款利率沒放開，沒有風險溢價，就變成行政指令了

新京報：今年以來，圍繞著去杠桿各金融監管部門出臺了很多政策，這些政策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最近的一些討論中，有觀點認為，去杠桿加劇了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你是否贊同這一觀點？

曹遠征：去杠桿并不只是金融去杠桿，而是整體宏觀經濟的去杠桿率。我國選擇首先從金融部門開始去杠桿，金融杠桿率過高，一旦進入收縮，會傳導到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困難。因此，要提前預防，就要去杠桿。從金融方面來說，金融的本質是用杠桿經營的，因此金融去杠桿有賴于實體經濟去杠桿。宏觀杠桿降低，金融杠桿自然會降低。所以，去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也明確了這一點，就是國有企業降杠桿為重中之重，要抓好處置“僵尸企業”工作。

去年以來，整個宏觀杠桿率降了2個百分點，企業的負債率有所降低。但是，如果宏觀杠桿和實體經濟杠桿下降速度不快，光靠金融去杠桿會導致更大問題。金融是用杠桿經營的，如果金融杠桿快速收縮，會給實體經濟帶來很大困難，這也是為什么今年所有的企業，包括國有和民營企業都感覺到資金困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這使我們認識到，去杠桿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最重要的是實體部門要去杠桿，金融是作為配合的，單純的金融去杠桿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在金融方面的去杠桿，意味著是要把杠桿穩住，不至于讓它快速收縮。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現在我國基本上開始轉向穩杠桿，創造條件為實體經濟去杠桿，而不是單純的金融去杠桿。

新京報：近期，多個金融監管部門出臺政策支持民營企業融資。例如，央行設立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證券業協會推動設立1000億規模的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等。這些政策是否能夠降低民營企業杠桿率？

曹遠征：為什么企業杠桿率高？其實是因為資本不足。要去杠桿，除了減少債務，更重要的是增加資本。很多民企都是中小型的，企業本身資本就不足，如果再借債加杠桿就會顯得杠桿率更高，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最重要的是增加資本，這時金融服務就變得尤其重要，要發展資本市場，要發展股權市場等等。這一方面，我國金融業是有短板的。

我們看到中國民營企業遇到了特殊的困難，這牽涉到更深層次的金融體系的問題。企業的債務基本都是從銀行借的，銀行提供的是短期債務，不能提供長期債務。企業其實是在“借短貸長”，借短期債務來投資長期項目，最終導致出現期限錯配問題。也就是說，廠房還沒蓋起來，貸款就到期了，那企業當然就還不起貸款了。因此，解決期限錯配問題也是緩解當前債務的重要方式，債務長期化也是穩杠桿的一個重要議題。

目前的政策措施，其中一個目的也是要解決民企期限錯配問題。銀行業的辦法是短期流動性不抽貸，貸款到期時還可以再緩一下。央行的辦法是將債務長期化。盡管這不是一個太“治本”的辦法，但至少對緩解當前的債務有幫助。

“治本”的辦法很簡單，企業要有活力，要有競爭力，企業在盈利在創新。因為有了利潤，企業的銷售收入就在增長，那么付息的現金流就會充沛，就算繼續比較高的債務也不會出現債務危機。并且，利潤上升意味著資本在增加，負債率就會下降。所以，去杠桿的核心問題，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就是企業，企業一定要有經營能力，有競爭力，這是所有命題的核心。這也是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說的，支持民企創新。

新京報：近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出，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你認為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是可以長期持續下去的嗎？如何去保障金融機構對于民營企業貸款的可持續性？

曹遠征：（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是可以做到可持續的，關鍵是要把利率放開。利率其實是風險溢價，銀行對各個企業的風險有一個評價，如果有想要貸款的民營企業，目前經營不是很好，但是很有前景，那么可以，銀行就以比較高的利率來放貸。企業自己也會認真考慮，我貸這么多錢是不是項目真的能賺錢，也會考慮其他可能的損失，是否值得去承擔這樣的利率。

利率是對風險的覆蓋。利率市場化之后，貸款過程就是商業談判的過程，最后會達到一個平衡。如果貸款利率沒有放開，是在被控制的情況下，沒有風險溢價，就變成行政指令了。

另一個方面，利率市場化之后，有了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的支持，那么企業的融資也會是多方向的選擇，而不完全依賴于銀行貸款，比如說股本、債券，企業自身也會有一個選擇。所以，要做到對民營企業融資的可持續性支持，第一，要利率市場化，第二，要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  

稅收應該是中性的，不應偏向民企或國企

新京報：關于國企與民企的關系，近期討論比較多的是“競爭中性原則”。央行行長易綱今年說過，中國將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企。你認為“競爭中性”是否能消除國有和民營的所有制二元對立格局？在金融領域、財稅領域，如何實現“競爭中性”？

曹遠征：“競爭中性”的核心含義是，政府不袒護任何一類企業，政府的政策應該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實現國民待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競爭中性”是可以做到的。

對于中國來說，“競爭中性”似乎更多地變成了一個理念問題，是在觀念上有“心魔”，為什么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無論國有、民營都是中國的企業，都得有國民待遇，而不應該片面強調所有制的不同，他們本來就不同，但不同并不構成歧視的理由和基礎。

所有的政策、實踐都應該按照市場的標準，比如金融就是看風險，利率市場化就是所有企業都依據風險來確定溢價。稅收也應該是中性的，我不認為財稅政策要對民企做出一個特殊的安排，不應該偏向于國企，也不應該偏向于民企。我們經常被批評國企有超國民待遇，但是也不能讓民企有超國民待遇。我反對一個傾向，就是國有企業有困難就支持國企，民營企業有困難就要支持民企。這樣，政策本身就是偏的，不是一碗水端平的。

新京報：你曾經提出，今后的改革中，國企和財政體制的改革最為重要。你認為今后國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曹遠征：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確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國企全是虧損的，現在大家都說國企賺錢賺得太多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變化，說明國企有效率了。

所以，現在改革的重點不是企業改革的問題，而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也就是國有資產的使用方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國有資產是人民的資產。中國現在人口在老齡化、社保的負擔在加重，其實國有資產最合適的使用方向就是劃轉社保。國有企業賺的錢轉向老百姓的養老金，這既可以解決社保缺口，又可以解決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問題。

因此，今后一段時間，加快國有資產向養老金方向的劃轉，這可能是一個新的改革方向，關注點不再是國企本身大了還是小了、賺錢不賺錢，而是國有資產的管理機制。

金融機構要真正發揮應有責任，國內金融市場一定要改革

新京報：你曾經把中國的金融改革歷程分成三個階段，我們目前是處于第三個階段。你認為我國當前和今后金融改革的重點有哪些？難點有哪些？

曹遠征：我國金融改革第一階段，是1984年四大行從央行分離出來，形成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這個體系真正建立是在2003年，銀監會從央行分離出來，形成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

獨立于財政以后，金融機構自負盈虧，其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能力是比較弱的，因此就要進行金融機構的商業化改造，這就進入金融改革的第二階段，銀行業的重組、改制、上市，從2004年中行、建行開始，歷時八年完成這一改造，使銀行變成真正的商業銀行。

隨后，中國的金融體制與國際的金融機制基本接軌，開始面臨國際金融的核心問題，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使用。這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人民幣國際化。

從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人民幣加入SDR開始，中國金融機構不再只是中國的金融機構，而是國際的金融機構。我國也開始面臨一些國際性的金融問題，包括金融去杠桿、金融中性問題，也包括宏觀審慎管理、應對金融危機、參與國際秩序改善等。

如果說中國金融機構要真正發揮應有的責任，那么國內的金融市場一定要進行改革。改革的重點不外乎三條，第一條就是利率市場化，與之相關的是匯率市場化，這樣才能實現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第二條是資本項目開放，才能使資金自由流動，人民幣可兌換。第三條是金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各國金融機構在中國參與人民幣的業務，這樣人民幣自然就變成一個國際貨幣。

當然，這些改革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們注意到，今年4月份博鰲亞洲論壇以后，我國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已經有很多開放措施，鼓勵外資參與國內市場，放松了對人民幣業務的經營限制。但是，在利率市場化和資金自由化方面，中國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改革還需要持續深化。

新京報：你認為在推進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是否需要穩匯率？

曹遠征：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一方面，由于我國目前資本項目不開放，資金不能自由流動，真實匯率是什么水平其實沒人知道，于是就變成一個“拍腦袋”的心理匯率。比如，大家現在說，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能“破7”，一旦“破7”資本就會外流，“7”到底是不是個合適的底線，我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但是，另一方面，從現實情況來說，即使是心理匯率也應該考慮，很可能到了某一個點上，老百姓覺得美元比人民幣更值錢，就大量去換美元，這時候匯率就會出現急劇的變化。這確實會帶來風險，這種情況也不是空穴來風，我們在2015年、2016年都看到過。因此，為了防止這一點，匯率必須得穩在某一個水平上。

人民銀行其實在做兩項工作，一項是通過資本項目開放，使得外資更加方便地進入和流出，由此來通過資金真實的供求關系尋找到定價點在什么地方。另一項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又要捍衛心理上的一個界限，這就變成一個比較復雜的操作。

其中，我們看到最重要的一個代表，就是匯率定價機制中的逆周期調節因子今年重啟了。逆周期因子完全是為了穩預期的。如果說前兩項——收盤價和一籃子匯率，是在尋找人民幣真實價格方面的努力，那么逆周期因子是相反的，用來控制人民幣短期的升值和貶值預期。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還是應該去穩匯率，是嗎？

曹遠征：不是，這變成了另一個問題。從長遠來看，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人民幣不僅僅是大宗商品的計價和結算工具，還是投融資的工具，還進入了國際儲備，這時候人民幣的利率就變得非常重要，匯率問題相信就不重要了。比如，美元是沒有匯率的，美元的價格就是十年期國債利率。換言之，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國債利率和人民幣的利率就變成人民幣的價格，匯率的重要性就大大減弱。

同時，人民幣可兌換的問題也變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標是要成為錨貨幣，而不是單純的國內貨幣與外幣的可兌換。比如美國說，“你的價格掛在我的貨幣上，那么就不是我的貨幣的問題，而是你應該升值或者該貶值。”所以，最重要的是人民幣能不能成為錨貨幣。

但是，與此同時，如果人民幣成為錨貨幣，中國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就變多了，對此我們要有充分認識。到那個時候，中國的貨幣政策就不僅僅是中國一國的貨幣政策，而應該是全球性的貨幣政策。

現在，國際上對美國的批評不就是因為這件事嗎？按照美元的地位，美聯儲應該是全球的中央銀行，但實際上美聯儲只是美國的中央銀行。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就開始大量放水，于是把全球資金價格升高了。現在美國經濟好轉，美聯儲又開始加息縮表，使得全球變得很緊張，擔心新的金融危機出現。

這充分顯示了一個矛盾，就是一國的中央銀行如何去承擔國際義務的矛盾。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人民幣進一步成為國際貨幣的話，中國人民銀行同樣會面臨這樣的矛盾，這時候的貨幣政策，不僅要考慮中國問題，還要考慮世界問題。這個挑戰是巨大的。

因為人民幣國際化對于宏觀經濟等各個方面都會產生重大的關聯影響，所以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討論，而應該從國際的角度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