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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剛: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己任 中國銀行業的40年砥礪前行

來源 : 中國網財經 ? | ?2018-12-10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改革開放,春風化雨,改變了中國,影響并惠及了世界,這4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上濃墨重彩的40年。

面對這個舉世矚目、影響深遠的偉大實踐,中國網財經聯袂今日頭條共同邀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共同記錄這個偉大時代。

這一期我們邀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中國財政金融研究中心教授王國剛,看他講述中國銀行業的40年。

1978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分立,標志著中國銀行業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伐。40年來,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開放歷程大致經歷了建立銀行體系、向商業銀行發展和深化市場化改革等三個階段,留下了許多可圈可點的歷史經驗,其中包括堅持市場化的改革開放總方向、堅持符合國情的金融業發展模式、堅持發揮國有功能的銀行業發展機制、堅持穩步有序地推進金融創新、堅持強化法治和嚴格監管等。在新時代條件下,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將集中地表現在五個方面:積極推進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深化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有效推進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比例關系協調,加大對外開放的程度和切實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

在中國金融體系中,銀行業處于著主體地位并發揮著主導作用。研討中國金融改革開放40年,銀行業自然成為重心。1978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分立,標志著中國銀行業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伐。40年來,緊緊圍繞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己任,中國銀行業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在取得輝煌業績的同時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

一、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歷史要點

1978年以來的40年間,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開放歷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8-1991年,是建立銀行體系的階段。

這一階段的銀行業改革發展主要有三個要點:第一,建立了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管、以專業銀行為主干、以股份制銀行為輔助的中國銀行業基本框架。1979年2月恢復了中國農業銀行,1979年3月恢復中國銀行,1979年8月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納入國家專業銀行體系,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立,由此,形成了中國銀行業的最初框架;1987年4月,重新組建后的交通銀行正式對外營業,成為新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銀行,隨后,中信銀行(601998,股吧)、深圳發展銀行、興業銀行(601166,股吧)、廣東發展銀行、華夏銀行(600015,股吧)等12家股份制銀行陸續組建,擴展了銀行業的框架。

第二,銀行取代財政,成為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主要供給者。計劃經濟時代,國有工商企業的資金主要由財政提供,但隨著改革開放展開,進入1980年以后,財政資金已遠遠難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此,發揮銀行信用的資金擴張功能就成為必然選擇。1985年1月,在先期試點的基礎上,“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撥改貸")”向全國推開,從此,銀行貸款資金取代財政撥款資金,成為經濟建設的資金主要來源。中國經濟發展從資金短缺起步,但卻沒有陷入貧困陷阱,銀行信用功不可沒,但同時也使銀行承擔了巨額的改革成本。

第三,銀行的獨立經營機制開始形成。1986年1月,國務院在《銀行管理暫行條例》中強調指出:“專業銀行是獨立核算的經濟實體”,從此,銀行業邁開了擴大自主權、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的步伐。

第二階段為1992-2001年,是向商業銀行發展的階段。1992年10月,中國十四大召開,明確了經濟改革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為目標,由此,明確了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的改革方向。

這一階段銀行業改革發展主要有五個要點:第一,界定了銀行業的專業化經營運作方向。1993年7月5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標志著“整頓金融秩序、推進金融改革”的工作的啟動。在此后的兩年多時間內,為抑制經濟過熱勢頭,實行了金融機構與其所創辦的實體企業分離、金融各業分業經營的“兩個分業”政策,剝離了各家銀行經營運作的證券、信托、保險等業務,推進了銀行業務回歸本業。

第二,分離了商業性業務與政策性業務。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銀行,實行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分離”。據此,1994年初,在國務院領導下,將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中的政策性業務剝離出來,組建了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進出口銀行和國家農業發展銀行等三家政策性銀行,使得工、農、中、建四大行能夠集中精力發展商業性業務。

第三,推進了銀行業的法制化建設。1995年之后,先后出臺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擔保法》《票據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規范了商業銀行的權利和義務、業務范圍,為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革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四,充實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1997年3月1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的議案》,決定由財政部定向發行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使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8%以上。這一舉措,既積極推進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發展,又為此后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準備了有利條件。

第五,剝離不良資產。1999年,根據國務院的統一安排,從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剝離出了1.3萬億元的不良貸款,同時,組建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專職處置這些不良資產,為國有商業銀行輕裝邁入21世紀打下了良好的資產基礎。

第三階段為2000-2017年,是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階段。市場化發展既包括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的各項內容也包括它們的國際化發展的各方面進展。

這一階段銀行業改革開放主要有六個要點:第一,加快公司制改革和發股上市進程。2003年12月30日,中央匯金公司向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注入450億美元的資本金,標志著國有商業銀行邁出了公司制改革的決定性步伐。此后,在完成引進戰略投資者、公司制改革、資產重組等基礎上,2005年10月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發股上市,2006年6月中國銀行在香港發股上市,2006年10月中國工商銀行同時在港交所和上交所發股上市,2010年7月中國農業銀行在上交所和港交所發股上市。公司制改革和發股上市,推進了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向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轉變,使得它們的公司治理、業務取向和經營機制更加市場化。

第二,中資商業銀行的競爭力明顯提高。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銀行業進入了五年的過渡期。一些人擔心,隨著外資銀行的加入,中資銀行在“與狼共舞”中將處于劣勢。但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業務轉型,中資銀行不僅沒有走弱而且交出了一份驕人的業績。與2003年相比,2017年底銀行業資產總額從27.66萬億元增加到252.4萬億元,增長了8.13倍,銀行業不良貸款及其比重分別從2.44萬億元和17.8%下降到1.71萬億元和1.75%,2017年底銀行業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75%、資本充足率為13.65%,銀行業的凈利潤達到1.75萬億元、資產利潤率達到0.92%、資本利潤率12.56%,均明顯高于外資商業銀行。

第三,銀行業監管強化。2003年4月25日,中國銀監會掛牌成立,此后,它從制度、法治、機制、指標、流程、技術、數據和信息公開等方面加強了銀行業監管的規范性建設,為中國銀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做出了積極貢獻。

第四,加速國際化進程。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資銀行加速了海外業務的發展。到2016年底,22家中資銀行在63個國家和地區共設立了1353家分支機構(其中,一級分支機構229家),由此,增強了中資銀行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存在程度和業務競爭力。

第五,業務結構更加完善。借助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在實體經濟需求增加和金融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各家銀行不僅積極拓展各項中間業務(包括銀行卡、代理委托、托管、結算等),積極發展各種理財產品、增強資產管理業務能力和私人銀行客服能力,而且利用互聯網、手機等載體開展各種交易業務(包括代理外匯買賣、黃金交易和其他金融產品交易),優化了服務網點的設置和服務內容。與1999年相比,2017年銀行業“資金運用”中“各項貸款”所占比重從76.06%降低到61.95%;2017年底,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已達22.65%。

第六,加大對外開放力度。2006年底,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結束,中國境內的銀行業市場全面對外開放,外資銀行開始享受與中資銀行同等的國民待遇,真正形成了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同臺競爭的格局。2006-2016的10年間,在中國境內注冊的外資法人銀行從14家增加到39家、從業人員從16724人增加到45613人、資產總額從8194億元增加到31670億元。

二、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

在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發展中大國探索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是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創舉。與此對應,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相適應的中國銀行業,也是國際金融歷史中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40年來,中國銀行業緊密結合中國國情,以不忘初心的精神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發展中持續創新,既有效支持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又闖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銀行業發展之路,構建了以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為主體,以股份制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為兩翼,以城市商業銀行、外資銀行、財務公司、農村信用社、各類金融公司和村鎮銀行、小貸公司等多樣化存貸款金融機構為補充,功能比較齊全、能力比較充分、服務效率較高的銀行體系,留下了許多可圈可點的歷史經驗。

第一,堅持市場化的改革開放總方向。對中國銀行業來說,40年堅持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從1993年下半年的金融秩序整頓到1999年的不良資產剝離再到2001年入世后的國際競爭,從2004年的公司化改制到2009年以后的金融創新再到2016年以后的“去杠桿”,對銀行業改革開放中的是非功過及其有效性,各種非議不絕于耳,各種認知摩擦也時常發生。這些認知的差異和非議,既有來自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也有來自套用西方理論和現實的影響,還有來自對銀行業運行風險(乃至發生危機的可能性等)的種種擔憂。但中國銀行業能夠按照鄧小平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總思路,始終不渝地堅持改革開放總方向,緊緊圍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主動展開金融創新、切實擴展金融服務范圍、有效防范金融風險、扎實提高金融運行質量。40年間,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有過波折也有過調整,但沒有犯來回折騰的錯誤,也沒有出現大的差錯(更沒有引致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機)。40年的歷練,使得中國銀行業的市場化、國際化和現代化程度空前提高。

第二,堅持符合國情的金融業發展模式。改革開放伊始,中國金融業就面臨著發展模式的選擇。20世紀70年代,美國已經展開了以資本市場為導向的金融創新,一些人強調銀行業已步入日漸式微的衰退進程;同時,受計劃經濟中依靠財政資金搞建設的影響,一些人擔心運用銀行信用的借貸機制將給國有企業帶來嚴重的債務風險。但中國堅持從國情出發,以實踐為第一標準,果斷選擇了以發揮銀行業功能為基本點的金融發展模式,充分利用銀行信用的特點,既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短缺狀況,又通過銀行業發展為證券業、保險業、信托業和租賃業等的發展創造實踐條件?;仡?0年間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歷程,如果沒有20世紀80年代的銀行業(從而銀行信用)功能發揮,實體經濟部門很可能陷入資金嚴重短缺所引致的貧困陷阱之中,又如何談得上90年代之后的證券業、信托業和保險業等的蓬勃興起?事實上,銀行業發展在中國金融各業發展中起著“壓艙石”和主導力量的作用。

第三,堅持發揮國有功能的銀行業發展機制。中國銀行體系的建設起步于改革開放的最初5年左右時間。工、農、中、建等專業銀行的設立,既受制于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又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但它們通過充分運用銀行信用機制有效地支持了工商企業的運行、各種投資項目的建設和實體經濟部門的改革發展,同時,也付出了多達萬億元計的不良貸款代價??勺鲗Ρ鹊乃伎际?,如果不是實行國有獨資的專業銀行體制,而是一開始就實行民營銀行體制,那么,且不說在缺乏政府信用支持的條件下民營銀行是否能夠順利地籌集到足夠多的運營資金,僅僅巨額不良貸款就足以令民營銀行陷入兩難選擇的困境了:要降低貸款的不良率,就要減少對實體經濟部門運行和投資的貸款數額,由此,將嚴重影響銀行業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程度,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要發揮銀行信用功能,就將增加不良貸款數額和比重,但民營銀行又缺乏足夠的承受力。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實踐看,工、農、中、建四大行實行國有獨資的體制無疑是對各方均有益的選擇。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和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國有獨資銀行在改制中轉變為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既有利于推進銀行業的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又能夠有效保障中國銀行業在加大對外開放程度的背景下中資繼續處于總體可控的地位,避免銀行業(從而中國金融業)運行發展遭受國際資本的嚴重沖擊。

第四,堅持穩步有序地推進金融創新。20世紀70年代以后,金融創新成為國際金融發展中令人矚目的一個主流現象,不僅新的金融產品不斷涌現,而且新的金融運作機制、流程和市場交易方式也紛紛亮相。面對國際金融領域紛繁誘人的新現象,中國銀行業立足于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借助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進步,既不簡單冒進也不嚴重滯后,在風險可控的支持下,適時推進了相關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其中包括利用互聯網技術推開了網上繳費、網上交易和手機銀行等,通過理財產品增強了資產證券化、資產管理、綜合經營、貨幣市場操作等運作能力,通過發展中間業務改善了業務結構、資產結構和收入結構。40年間,中國銀行業在體制機制、市場運作、金融產品、風險防控、經營模式等方面的各項創新進展順利,有效提高了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城鄉居民金融交易便利程度和銀行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沒有引致嚴重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使得金融風險始終處于總體可控范圍內。

第五,堅持強化法治和嚴格監管?,F代市場經濟是法治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銀行業的經營運作帶有很強的外部公共效應。對中國金融業而言,銀行穩則金融穩,銀行活則金融活。協調好“穩”與“活”的相互關系,僅靠行政機制有著明顯缺陷,更多的還要依靠法治機制中的規范。1995年以后,在總結前期十幾年實踐經驗和借鑒發達國家法治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先后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與銀行業經營運作相關的法律制度,同時,以管控金融風險為重心,按照巴塞爾協議Ⅰ至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結合中國國情,強化了對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管,保障了中國銀行業健康持續發展。

三、新時代條件下的中國銀行業發展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總判斷,強調要“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新時代條件下,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將集中地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積極推進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在構建與實體經濟、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中,銀行業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一方面從實體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銀行業不僅要在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在緩解金融供給不平衡不充分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為改變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對金融的需求與金融供給嚴重不足的矛盾做出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在日益專業化的金融市場競爭中,銀行業將積極突破傳統存貸款業務的局限性,擴展業務范圍,提高服務實體經濟和財富管理的能力,為滿足各類服務對象的多方面金融需求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務供給。

第二,深化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利率和匯率是金融產品的基本價格。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就必須使利率和匯率循市場機制的內在要求而形成和變化,使它們成為引導金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價格信號。由此,一方面要改變在存貸款市場中銀行業的賣方壟斷格局,大力發展與存貸款有著明顯替代效應的金融產品(如各類債券、資管產品等),提高資金供給者和資金需求者各自的市場選擇空間,推進銀行業的資產結構、業務模式和市場運作架構的改革。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減少央行對匯市的日常性調控操作,既增強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代理外匯交易方面的功能,又拓展它們在開發外匯交易對象方面的功能,使得各種匯價能夠充分反映經濟基本面變化同時,也能夠充分反映匯率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化。

第三,有效推進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比例關系協調。資本性資金嚴重不足,是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發展中面臨的一個嚴重不足。這一現象與中國總體上的資金相對過剩是矛盾的。引致這種矛盾現象的主要成因在于,中國高儲蓄所引致的巨額資金以存款方式進入了銀行體系,以貸款方式進入實體經濟部門,由此,大量本可形成資本的資金轉化成了債務性資金。銀行信用引致的債務性資金擴張,不僅導致了實體經濟的高杠桿率和債務負擔過重,而且也引致了金融運作在高風險中展開。在加大直接金融發展并提高其在金融資產中的比重過程中,銀行業有著巨大的施展空間,其中既包括通過投貸聯動、債轉股、資產證券化、支持實體企業發行長期公司債券等業務,增加實體企業發的長期資金,也包括通過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將資金引入資本投資領域,還包括通過財務顧問、投資顧問等機制,利用信息優勢,引導股權投資機構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拓展直接金融。

第四,加大對外開放的程度。一方面提高銀行業等金融機構中的外資占比(如準許外資控股),放寬對設立外資銀行的限制,擴大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人民幣業務范圍,同時,逐步有序地開放中國境內的金融市場,將銀行業對外開放范圍從機構的資本構成層面擴展到金融市場層面。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加快培養中資銀行的國際運作團隊,增強中資銀行在全球化金融市場中配置金融資源的競爭力和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

第五,切實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銀行業經營運作建立在高負債基礎上,屬于“高風險”金融產業范疇;但同時又擁有管理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各種工具、技術、流程和機制,有著很強的化解和管理金融風險的能力,屬于“控風險”的主力軍。在信用經濟條件下,銀行信用持續創造著債務資金,債務風險成為最主要的金融風險來源,由此,管控金融風險的重擔必然落地到各家商業銀行的經營運作全過程。一方面要切實貫徹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強化內控體系建設,有效防范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另一方面,在業務轉型過程中,通過強化資產結構調整和負債結構管理來降低經營運作風險,同時,通過強化資產組合的風險管理,拓展資產管理業務。此外,銀行業的經營運作帶有很強的順周期特征,有效防范由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帶來的風險,做好相關應急預案,也是構建防范風險體系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劉明康主編:《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30年》,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3.吳曉靈主編:《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大事記》,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

4.李揚、王國剛等:《中國金融改革開放30年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5.鄭萬春:《中國銀行業改革歷程與趨勢展望》,載《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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