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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緊迫要求。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出要求，凸顯出這一指標對于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意義。正確理解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和要求，有助于找準改革關鍵領域，更好推動高質量發展。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經濟史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一國經濟發展成敗。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發展績效的對比，也顯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作用。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質量及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具有高度綜合性，可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同時還應看到，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兼顧高質量發展的目的與手段，提供了可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途徑。我們可以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種途徑認識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是提高資本—勞動比。通過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機器設備可以提高資本—勞動比，進而提高每個工人創造的產值。然而，提高資本—勞動比是有條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過快，超過了勞動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會出現投資回報率下降，結果反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下降，普通勞動者工資加快上漲，很多企業傾向于使用更多機器設備。但在一些企業，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條件沒有相應提升，反而導致投資回報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學家通常用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提高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顯著提高需要經歷較長時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為代表的教育大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教育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個時間段，我國25歲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分別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見，人力資本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雖然顯著，卻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實現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家在分解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時發現，資本、勞動、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并不能完全解釋產出的增長，因而把生產要素貢獻之外的那部分增長源泉歸結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例如，我們對1978—2010年的平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進行分析，發現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這3個生產要素變量只能解釋增長率的76.1%，余下的23.9%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條件下、通過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這些要素實現的，因此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我國改革開放的前30年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相重合，這期間的人口變化特征是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非勞動年齡人口則近乎零增長。這種“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結構開啟了一個機會窗口，分別從高儲蓄率和高資本回報率、勞動力充分供給以及資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創造了人口紅利，并通過改革開放轉化為經濟高速增長。隨著2010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轉向負增長，人口撫養比提高，傳統人口紅利加快消失，生產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因此，我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不斷邁上新臺階，就必然要轉向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主要途徑的高質量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借鑒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總結發展中經濟體推動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可以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

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伴隨經濟增長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遵循生產率提高的目標和順序演進的過程。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產業進入高生產率產業，可以提高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很多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過程的計量分析也表明，在勞動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產業結構優化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15年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合計為56%，而其余44%的貢獻便來自于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重新配置。

企業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市場競爭機制下，有競爭力的企業生存壯大、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萎縮消亡能夠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會更多地從產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發達國家則更多地從企業之間資源重新配置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一些發達國家，企業的進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可高達1/3到一半。

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學研究發現，創新會帶來規模收益遞增，企業能否擴大規模進而獲得更多的生產要素等資源，在根本上取決于其創新能力。這就意味著，創新競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用非市場競爭的方法擴大企業規模或者人為挑選贏家，都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相背離。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

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視角認識全要素生產率，為尋找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恰當抓手提供了有益啟示。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正是圍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改革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

以政府“有形之手”構建和維護使市場“無形之手”充分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在宏觀層面，應建立以鼓勵企業創新和提質增效為導向的市場激勵機制。在微觀層面，政府無須尋找直接政策抓手，更不能人為挑選贏家。政府不能缺位也無法替代的職能是營造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允許自由進入退出的公平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環境。相關改革包括改善營商環境，消除經營許可和要素獲得方面的所有制和規模歧視，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等。

消除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其中，戶籍制度改革紅利最明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可以促進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領域向高生產率領域轉移，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研究表明，從勞動力流動中每獲得一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改進，可以實現同等幅度的經濟增長率提高。

在繼續加大技術研發和教育培訓投入的同時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在任何時候，技術進步都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資本除了直接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源泉，還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條件。

完善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政策機制。如果各項經濟政策分工不清晰、運作不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等短期調控政策在執行反周期職能之外，被賦予刺激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產業政策職能，往往會造成杠桿率高企、產能過剩等問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市場選擇贏家的資源配置原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有利于從目標和手段上把財政、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分開，使其各司其職、協同配合，更好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