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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宏觀經濟形勢與企業發展

內容來源：6月10日，盛景網聯、盛景嘉成舉辦的年度大課“2022最新宏觀形勢下的企業戰略重構”

演講嘉賓：賈康（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高級整理達人：ShaoY

宏觀經濟形勢與企業發展

一、當下嚴峻的局勢

在推進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有四個背景性的基本問題在發生影響，這些都涉及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下行的原因。

1. 階段轉換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有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設計，前兩步提前實現之后，又如愿實現了2020年全面小康這個節點性目標。

回到十年前的2010年，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階段轉換的節點。

這個階段轉換，由于客觀原因必然會到來。

從代表性的經濟增速指標——GDP的年度增加幅度來看，2010年，我國在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再次出現10.6%的高增長速度。

但是在2010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指導方針——“穩字當頭”延續至今。

“穩中求進”成為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代表著中央在戰略層面上有一個判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推進過程中，必然要處理好從“高速狀態”轉為“中高速狀態”而把發展質量提高的階段轉換問題。

這個戰略思維又進一步認識并表述為“引領新常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可比口徑，2010年中國已經坐穩了中等收入經濟體這把交椅，這是非常來之不易的。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在全球200多個經濟體中排名在190位之后，是墊底水平，而現在已經上升到60多位。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伴隨中國黃金發展期的矛盾也開始日益凸顯——矛盾累積、隱患疊加。

簡單說，可持續性受到挑戰。

從物質生活方面來看：2010年前后，霧霾頻繁籠罩很大一片國土，不止北方，還影響到了南方，甚至產生國際影響。

大氣污染的后面還有普遍的水流污染、土壤污染，全社會越來越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中國的相關出口品在國際上遭到質疑，涉及有害物質超標等等。

不解決這些問題，可持續發展的愿望就會落空。

此外，還有人際關系上的收入分配問題。

當時已有學者明確抨擊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甚至提到過兩極分化。在人均收入節節上升的同時，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卻不能同步上升。從不正之風演變為高發的腐敗現象，已經成為危害社會生活的嚴重問題。

不解決物和人這兩個視角上所出現的問題，就會威脅到可持續發展，就無法讓現代化戰略繼續往前推進。

這就是中央所希望解決的，追求高質量發展和告別粗放發展之間的階段轉換。

這個轉換，符合其他各個民族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的共性規律——在這個發展水平上，要告別高速發展期經濟起飛的特征，要力求迅速形成集約型發展。

中央判斷矛盾和糾結的問題關鍵在于結構失衡。

結構問題是經濟社會生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須將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作為推進現代化的主線。

在走向集約型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勢必要犧牲一些速度，換取結構優化支持的高質量發展。

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要完成一個“L型轉換”——往下一豎表示經濟增速下行的過程，但速度不能一降再降，必須在中高速期間拉出尾巴來，讓尾巴進入一個時間越長越好的平臺狀態。

在地方、企業承受了陣痛的情況之下，我們努力優化結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11年、2012年的增速很快降到了8%以下，之后3年相對緩慢地降到7%以下，2015年是6.9%，但是2015年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上半年的三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速在6.7%~6.9%的區間內窄幅波動。

當時的“L型轉換”似乎已經可以得到確認了。

2.中美關系交惡引發的貿易戰等的影響

美國方面演變到了一個臨界點，朝野空前一致認為必須遏制中國，然后貿易戰開始了，并且迅速加入了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種種因素，以至于在敏感地區有擦槍走火的風險，比如南海區域。

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發生重大變化之后，整個市場預期的風向變了，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增加，經濟表現為繼續下行。

2018年的增速擊穿了6.7%的底線， 2019年全年增速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增速落在6.0%這個整數關口上。

3. 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

疫情到來之后，2020年一季度中國經濟的表現一落千丈，只有-6.8%的增速。 

但是第二季度，在4月8日武漢解封復工復產之后，全年實現了2.3%的正增長——這是中國幾十年來年度增速最低水平。

但是在全球受到疫情沖擊之后，中國是當年主要經濟體里唯一一個正增長的國家。

把2019年的6.1%、2020年2.3%、2021年的8.1%放在一起看，看到的是大落以后又大起。

但實際上，可比口徑應該是把2020、2021年兩年的增速做一個平均處理再和2019年相比，這樣得到的是5.1%的兩年平均增速。

這個增速雖然還是中高速區間內，但低于經濟學界認為的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水平。

4.第四重因素的疊加

除了前述三個基本的背景性因素，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經濟下行因素疊加上來，形成四重因素的疊加——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正是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給出的一個總結性的表述。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種種不利因素、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

在這三重壓力的慣性作用下，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全黨全國都要聚精會神貫徹執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使增速保持在合理區間。

今年兩會確定的年度引導性增速目標是5.5%，但由于3月中下旬開始出現的新一輪疫情沖擊影響，這個目標目前看來很難達到。

在4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最高決策層明確要求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其后，國務院明確提出要不失時機、時不我待地抓住33條措施的落實以穩住經濟大盤。

這33條措施的組合，不排除未來還有一些新的細節上的豐富和補充。

總體來說，現在于一季度同比增長4.8%以后，要求整個經濟工作要抓緊落實這些政策，在實際工作中，經過國務院的特別督導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在二季度至少要讓經濟運行維持在正的區間。

換句話說，如果不做特別努力的話，中國二季度的經濟增速很可能會再次跌入負值區間。

從指標上來看，中國一、二季度的增速將低于4.8%，明顯低于5.5%的年度增速要求。

如果二季度能夠維持正值，甚至最理想的情況下和一季度基本持平，那么上半年也只有4.7%~4.8%的水平。下半年的兩個季度，必須要達到6%以上的增速才能夠把全年的增速上拉到5.5%左右。

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挑戰。

先不考慮未來是否還會有一些新的變動或調整，關鍵是當下——在四重下行影響因素疊加之后，該怎樣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六穩六保”全面穩住經濟的要求。

首先在疫情沖擊最嚴重的上海等區域，在清零的技術路線上應做出必要的彈性優化調整，兼顧防疫和復工復產，掌握好其中的平衡點，讓經濟社會生活逐漸正常化。

要科學地承認，目前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染性明顯提升，但殺傷力、重癥率、致死率是明顯降低的。

如果今年相對好地穩住經濟，那么明后年乃至整個“十四五” 規劃和中央2035遠景目標規劃執行的未來十幾年時間里，我們是要堅定不移地把整個中國經濟質量提高的過程，處理為在經濟增速的合理區間里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怎么辦？

1. 加深對客觀規律的洞察和理解

在如此嚴峻的局面下，還要從短期的種種不確定性困擾中找到中國中長期發展的確定性。

如果這個確定性是“大勢”——“認清大勢”必須基于對客觀規律的深刻洞察和理解。

那么“取勢”之后，加上“明道”“精術”“擇時”這些要領，就可以落實為企業家們的生產經營戰略策略組合。

在“取勢”的層面上，需要先勾畫一下確定性的概念——我們需要看清中國發展的根本動力和資源供給的可持續性，這是客觀條件。

有了這樣一個判斷，就要求我們更有戰略耐心，務實地把握中國發展大環境里一些實實在在的伴隨我們成長的支撐力量，在實際的生產、經營、市場競爭中，傾向于長期主義，而不是短期化行為。

這方面的認識，也涉及中國在現代化概念下的發展到底要解決什么問題。

2. 世界潮流的六個方面

我認為體現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世界潮流，可以從六方面進行概括。

① 第一，工業化；其后有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和法治民主化

中國沒有別的選擇。

改革開放，中國必須大踏步跟上時代，完成工業化。

目前中國的工業化，不是所謂的“工業化的后期”，只有某些沿海高地上有工業化后期特征，更廣袤的地區里，工業化只是推進到中期或者在中期向中后期的進程中，甚至有些地方還在初期狀態中。

總體來說，目前中國的工業化正在從中期向中后期和后期的轉變過程中。

十九大報告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

我們的這個國際地位沒有變，雖然中國制造業規模已經全球第一，成為世界工廠，但是大而不強的特征非常明顯。

工業化首先是需要完成它從中期向中后期的轉變過程，一方面我們確實存在短板，在很多前沿領域技不如人。另一方面，這也正同時說明我們未來的發展空間還相當可觀。

根據全球經驗，工業化會隨著城鎮化推進。

中國的真實城鎮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65%左右）的這個指標，要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5%左右）。

換句話說，14億的中國人中大多數還沒有取得城市戶籍，還無法享受巿民的基本公共服務。

根據國際經驗，實際城鎮化率達到70%才完成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階段，而這個階段正是伴隨工業化的繼續發展。

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繼續推進，可被調動的潛力、可被激發的活力合在一起，就是中國經濟的韌性、成長性、回旋余地和發展后勁。

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在工業化、城鎮化推進過程中，按照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推進市場化、國際化，擁抱全球化、以改革、開放互動，再加上高科技、信息化的新經濟發展，結合“五位一體”的政治建設進一步推進法治化、民主化，把六大潮流合在一起。

未來幾十年里，不論有多少短期困擾和不確定性，只要中國人不犯低級錯誤，最有希望和最值得爭取的確定性，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

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的增長極形成中心區域特征之后，城鄉結合部向外推，建成新區；新的中小城鎮與原來的大中城市發展為都市圈、城市群；基礎設施一輪一輪建設，一輪一輪升級換代；中國的產業也經歷一輪一輪升級發展，生產力布局的優化；以及一輪一輪培育人力資本。

從基礎設施、產業升級到人力資本，所形成的需求的釋放，只有以一個獨特的巨國模型才能討論和描述，這在全球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巨量的需求會得到什么樣的供給回應呢？

要依仗內循環為主體，內循環、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首先，要調動中國本土已經雄厚起來的市場潛力，提供各種有效供給，同時我們還要積極地繼續在全球化的視野內，跟世界上方方面面可能的合作伙伴做生意，還要通過雙循環從全球調動可能的有效供給。

中國雖然告別了高速增長階段，但5%~6%的中高增速，與美歐日所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常規速度相比，仍然是高速。

中國這方面可觀的成長性、韌性、回旋余地、潛力空間要釋放出來，就需要主觀方面做好自己的全套掌握，要通過主客觀因素綜合的、系統化的處理，全力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和平崛起，這也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對接有效供給而落到中國大地上實實在在的根本利益的體現。

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所要面對的外部環境挑戰非常復雜，俄烏戰爭的爆發預示著整個世界格局將出現重大的調整和變化——“裂化”，即裂變式的演化。

我們需要冷靜觀察，不能一味地只看到挑戰和各種不利的局面，而忽視其中所蘊含的機遇。

3. 穩經濟、穩企業與處理好國際關系

未來，中國要處理好和美國“斗而不破”的雙邊關系以及跟全球其他方面的多邊關系，理性地掌握好和平崛起的一套戰略和策略的組合。

首先，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宏觀、微觀上要堅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要求擴大內需，處理好內循環為主體的、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打造。

在宏觀方面，把新發展格局匹配上中國實際的運行狀態，使增速落在合理的區間，已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疫情沖擊之下，對大量的小微企業要先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必須使微觀上企業能夠煥發活力，實體經濟要升級發展，應用種種措施——投融資創新優化資金鏈，以及使一些核心企業、大企業、成功企業連帶整個上下游的大量中小微企業一起發展供應鏈金融等等，特別是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讓民營企業吃好定心丸，讓企業家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我認為這樣的環境建設中，使企業家精神得到弘揚，可以說是抓住所有稀缺資源中最稀缺的，是形成市場主體長期行為的重要因素，是宏微觀兩層面結合上要把握好的要領。

對于數字平臺公司，應在完成整改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支持他們繼續創新發展，去追趕世界前沿，帶動整個發展創新的潮流。

當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之下，怎么優化地實現國有企業的合理定位和自己的相對優勢，是打造中國新發展格局里的一個重頭戲。

國企、民企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之路，要實現的是共存、共榮、共贏的發展，而不是走極端的誰進誰退的問題。

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主線，是在股份制框架之下，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所謂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他們一定會對接到現代企業制度的標準形式——股份制的發展。而股份制的發展會帶來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社會化的內在對應，進而克服原來的根本矛盾，實現各類企業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共同發展。

在這個特定時期，當下大家焦慮的肯定是如何扛過疫情這一關。

非常之時的非常之策，已經在2022年形成了組合拳。

今年看來，國務院高度重視超預期的問題，穩經濟33條措施，在督導過程中已經作了新的加碼。比如企業留抵退稅，在1.5萬億增值稅留抵退稅確定后，又加碼到1.64萬億。

中美關系總體上不是脫鉤

貿易戰實際上早已經成為中美之間綜合的較量。

實際上，我們也在不斷調整在這種較量中的一些代表性的表述和用語。

一開始說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是大量事實證明，不能簡單按照這樣的思維處理中美關系。

最近幾個月的定調非常清晰——中美之間首先要尋求合作，合作競爭中，中國絕不脫鉤。

我們也不再跟著美國的節奏走，不提對抗，更多強調中美之間要尋求大家認可的共同之處繼續合作。

競爭不可回避，但是基調已明確落在“斗而不破”。

客觀地看，守住中國的底線“斗而不破”，不脫鉤是有可能性的，并且我們有爭取它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至今，中美關系出現過種種不愉快，但總的來說，中美之間是互惠互利的，特別是千年之交后，美國同意中國入世，中國更出現了一輪發展的高潮。

在這期間，中美之間互為主要貿易伙伴，投資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即使在貿易戰打響之后，仍然有中國企業在美國追加投資，受到當地政府的熱烈歡迎；也仍然有美國企業來到中國投資建廠。

在中美關系交惡之后，雖然在有些方面表現為脫鉤，但也只是局部的脫鉤，不是整體上的脫鉤；在那種“卡脖子”的項目上，其實從來沒掛上鉤。

其他方面，極端政客所說的脫鉤更多是給中國施壓的表態而已。在投資領域，仍然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中美貿易

再看中美貿易。

從貿易戰開始的前兩年，看到2019年年底，總體來說，中國對美國貨物出口貿易規模只下降了幾個點，而在2019年以后，盡管還沒有見到全套的數據，但是據說中美之間的貿易更熱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的許多訂單，最后還是選擇在中國下單，生產力層面決定中美關系的基本盤。

中美之間現在雖然有種種不愉快，甚至一些激烈的矛盾和沖突表現。但我們自己的主觀努力是千方百計地防止滑入“類冷戰”。

從經濟的基本盤來說，有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走向全球化的時代，中美之間的雙邊關系會受到多邊關系的制約，美國不跟中國進一步發展經貿投資，中國會跟它的盟友更熱鬧地發展關系，這是美國不愿意看到的。

中美之間的不愉快將存在很長時間，我們的前景是在“斗而不破”的過程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摩擦中，繼續縮小跟美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質量方面的差距。

目前我們在總量上已經是美國經濟總量的3/4或者更高，但質量有必要也有希望繼續提高。

從貿易總量看，中國已經明顯超過了美國。

2000年中國入世之前，中國本土的貿易量大概居于全球第10位，到2017年成為全球第一，超出美國1/4以上，最新的數據是超過美國2/5以上的貿易額，這個差距可能還會保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情況與美國極端政客的“脫鉤主張”和廣大市場主體實際選擇的反差非常明顯，會倒逼美國的決策層調整它對中國高關稅施壓的政策。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4.美聯儲的加息與縮表

美國在經濟方面復工復產表現較好之后，現在頭疼的是通脹。

今年5月4日的加息是5個月以來的第一次加息50個基點，也是2006年以來首次連續兩次會議都出臺加息措施，而且加息幅度是今年3月加息幅度的2倍，符合市場共識和預期，而且預計年內美聯儲可能還會有3次加息。

美聯儲加息的同時，也在縮表。

縮表是美聯儲縮減資產和負債的一種措施——通過拋售資產、收回資金將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和負債同步減少，來達到調控貨幣政策的作用。

縮表會使流通的美元減少，是緊縮貨幣政策的一個具體措施，也是和加息形成呼應的一種收縮性措施。

操作上，縮表通常是買入短期債券賣出長期債券，對各個經濟體都有影響。

總體來說，對中國的股市是利空的，很多資金會被吸引到美國市場上去，因為美國的利息更高了。

所以近來人民幣相對于美元一直有貶值的壓力。

前一段時間，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幅度已經超過了5%，這對國內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的出口是利好的，提升了出口的競爭力。

在高關稅的情況下，中美貿易仍然紅火。

中美貿易在克服一些擾動因素的同時，美聯儲的加息縮表客觀上有助于中國的出口競爭力提高。

如果你恰好在相關對美出口貿易的行業中，那就要特別具體地定制自己的操作方案，怎么把握這樣的機遇，在結構上怎么處理。

美聯儲在6月3日發布的研報中，著重探討加息縮表在結束量化寬松方面的可替代性，其中應用了FRB/US模型，預測在未來幾年里，美聯儲將會把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減少約2.5萬億美元，相當于政策上把利率持續上調50個基點多一點。

（注∶FRB/US模型是美國經濟的大規模估計一般均衡模型，由美聯儲委員會開發，自1996年以來一直用于預測、政策選擇分析和研究項目。）

不過，這一估計畢竟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4.回到中國本身，做好自己的事情

看美國的一些變化，我們應該既看到不利的方面，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化危為機，努力掌握一些特別的要領。

要高度重視跟上新技術革命發展的大潮。

① “新經濟”+“新基建”

“新經濟”的挑戰，引出了“新基建”——給數字經濟平臺和數字經濟發展做更好的硬件支撐，并且意圖是追趕世界的前沿水平。

“新基建”可以在擴大內需方面解一些燃眉之急,同時它也會助力打造”新經濟”，形成長期發展的后勁，支持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繼續有高質量的發展。

在“新基建”中，民營企業和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新區域的建設和一些綜合連片開發，必然需要政府以少量的錢引導大量民間資本進入。

而且很多“新基建”對應的數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等，就是民營企業沖在最前沿。

支持數字化平臺公司完成整改之后，“新基建”怎么樣進一步更好地發展？

我們要認識數字經濟平臺的經濟和社會價值的全景，在做出糾偏之后更堅定不移地讓它們健康地實現長期發展。

地方政府層面要守正出奇，在自己的轄區形成“新經濟”“新基建發展”和“老基建”“傳統經濟”共同發展的高水平定制化解決方案。

如果要使“數字經濟的產業化”“產業經濟的數字化”的融合，落到更多制造業、服務業領域，我們該怎么做？

中國現在的市場主體約1.5億，其中絕大多數是以小微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而他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是“56789”，已經遠超過50%，甚至還在持續上升。

② 三條自主投資的路徑

具體來看，這些市場主體的自主投資有三條路徑：

① 以資本積累支持的創業發展中擴大再生產。

② 資本金加間接融資。

③ 上市、發債直接融資。

老干媽是典型的第一類企業。它的產品賣得好，堅持不賒賬，就有源源不斷的現金流進來，滾雪球似地擴大再生產，還走向了國際市場。

但更多的企業不能簡單復制這種方式，必須通過貸款、上市、發債或融資等途徑，獲得足夠的資金才能跨過瓶頸期的考驗。

③ 三類實體投資

實體經濟方面，可大體區分三大類：

① 順應國家政策傾斜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綠色低碳經濟的發展。

國家有明確的政策傾斜，支持綠色經濟、低碳經濟、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個領域里的市場主體應該積極地向自己所在行政區域的政府管理部門，報上自己的全套信息，要求政府管理部門兌現相應的支持政策。

② 硅谷式前沿創業創新中互聯網加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發展。

高科技創新企業主要依靠風投、創投、天使投的支持。

在初始階段，歐洲和中國也有一些政府安排的孵化器、產業園區和產業引導基金，會給予一些特定的政府支持。

③ 一般競爭領域內的“創新升級”

總體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

要往前升級發展，改變大而不強的局面，一定要以“制度創新”為龍頭，帶出“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三層創新一起，以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新的動能，實現升級版的發展。

全球玩具市場上已有85%左右的產品都來自于中國，特別是珠三角東莞一帶。但中國卻沒有自己本土叫得響的玩具品牌。

蘋果手機在中國有大規模的加工廠區，供貨高峰期有幾十萬人在廠區里三班倒、連軸轉地生產。雖然有非常寶貴的GDP、稅收，特別是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等等，但我們仍然處于反映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中部位置，即收益的低端。

要想中國制造業的升級發展，突破上下的夾擊，打出一片新天地，必須要抓住三層創新——從“制度創新”到“科技創新”到“管理創新”，合力破局。

無論什么樣的投資，從最基本的規律性來說：

第一，它必須適合人群的需要，要能夠給他們提供有效供給。供給側創新還能夠創造并引領需求。

第二，機遇偏愛有準備的人。現實生活中，人群的需要可以分衣食住行，可以分老少男女，要分析他們的有效需求，從而實現有效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