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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鳴｜高質量發展是在應對百年變局中牢牢把握主動權的關鍵

         4月11日，由新京報社、千龍網主辦，新京智庫、貝殼財經承辦的“信心與繁榮——2023新京智庫春季峰會”在京開幕。開幕式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表示，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發展，正在改變國際分工原有的中心外圍結構，成為影響大國興衰的關鍵力量。只有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競爭力，在應對百年變局中牢牢把握主動權。

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什么是經濟發展質量？從宏觀層面看，主要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資本、勞動等要素條件和邊際產出發生改變，也就是生產函數發生了變化。

王一鳴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高速增長階段那樣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

“我國人口去年凈減少85萬，勞動力2011年就開始凈減少，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所以靠要素投入這個條件發生了變化，必須轉向更多依靠生產效率的提高。”王一鳴說。

王一鳴指出，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比較大的差距。如果中國的發展質量要逐步趕上發達國家水平，那么全要素生產率就要以比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來提高。

在王一鳴看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所放緩。雖然最近幾年有所回升，但增速還比較有限。中國要在2035年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不僅要爭取以比較快的速度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另一方面還要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質量的提升，來帶動匯率水平的提升。

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

王一鳴表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第二個著力點是著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在加快建設科技強國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努力實現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位居世界第11位，應該說已經進入到創新型國家的行列，是前30位當中唯一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如果我們說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那么什么是前列？”王一鳴認為，如果把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評判標準設定為創新指數位居前五位，按照前五位的指標一一對照，我們會發現，中國不僅創新指數還要有明顯的上升，而且科技研發、原創能力、人力資本水平都要有新的突破。

王一鳴也指出，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位置是在迅速提升，已經成為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在一系列領域都實現了新的突破。比如，華龍一號核電、百萬千瓦機組、通信設備5G等等都有一系列重大的突破，但是與科技強國要求相比，中國目前的科技發展水平距離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設科技強國目標，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項。

在王一鳴看來，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基礎研究較為薄弱。去年中國基礎研究的投入占R&D經費的比重是6.32%，前年是6.5%，與發達國家包括美國的18%左右相比，中國的差距還很大。盡管“十四五”規劃提出基礎研究占R&D經費比重提高到8%，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王一鳴強調，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迅猛發展，科技創新是大國競爭的制高點，中國一定要把創新擺在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核心位置，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進行科技攻關，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

“科技創新要統籌好教育、科技、人才資源‘三位一體’推進，通過協同配合、系統集成，實現基礎研究核心技術原創能力的戰略性突破，塑造科技創新的新優勢。”王一鳴說。

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

王一鳴表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第三個著力點就是要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努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王一鳴認為，經過改革開放后4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形成規模龐大、配套齊全的產業體系，中國也是世界唯一的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是中國的產業體系大而不強、寬而不深，總體上還處在價值鏈中低端，產業鏈、供應鏈還存在不少堵點、卡點。面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調整，以及個別西方國家推進脫鉤斷鏈的做法，要求中國必須把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如何提高韌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我們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

王一鳴表示，要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來加快制造業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提升我們傳統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同時，還要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加快前沿技術研發與產業化運用，培育壯大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國際競爭的制高點。此外，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構建智能制造生態，對提高產業鏈的韌性也尤為重要。工信部也在推動“5G+工業互聯網”的發展模式，有利于中國產業發展開辟新領域、新賽道，也有利于塑造發展新動能和新優勢。

推動綠色、低碳轉型

王一鳴表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第四個著力點是力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努力實現雙碳目標。

在王一鳴看來，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0年前要碳達峰，達峰以后要穩中有降。實際上就是碳達峰增量速度要降為0，以后要轉向下降。從國際上碳排放的軌跡看，許多早期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甚至更早就實現了碳達峰，但達峰之后碳排放的下降速度十分緩慢。

王一鳴表示，中國是全球碳排放大國，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中國2021年在能源領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大體占全球排放的30%，過去十年中國的碳排放也在進入一個平臺期，但是還在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減緩了。

“中國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能源效率偏低，這個給實現雙碳目標帶來了更多的挑戰。”王一鳴說。

此外，王一鳴認為，未來特別是2035年前，中國碳達峰和穩中有降關鍵還是要實現能源的綠色低碳轉型。因為能源占比最高，所以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關鍵又是要處理好能源的低碳轉型與能源安全的關系，去年因為能源保供穩價，煤炭和火電裝機又有所增長。從更長的時間看，怎么來把控好能源低碳轉型和能源安全的關系呢？這就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解決的課題。

對此，在王一鳴看來，中國對能源評價的視角要發生變化。中國的石油、天然氣等優質化石能源難以自給，石油能源的對外依存度高達70%以上，天然氣對外依存度高達40%以上。長期依靠石油、天然氣，特別是在國際形勢復雜變化的情況下，具有很大的外部風險。因為要減碳，長期依靠煤炭又不可持續，但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保障中國能源的長期可持續供應，同時也可以逐步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所以我們的戰略方向就是要加快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王一鳴說。

最后，王一鳴認為，從趨勢看，中國碳排放達峰后很可能也會形成一個平臺期，還可能出現多峰突起、波動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推進碳減排的進程。這就要求我們立足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使化石能源的逐步退出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逐步提高風電光伏生物質發電等發電裝機比重，更好發揮零碳能源在保供增供中的作用，實現碳達峰后穩中有降的目標。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