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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凱：民營經濟退場論是偽命題

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以來，我國進行了多次行政體制改革，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至關重要。今年十九屆三中全會首次將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掛鉤。我們應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又該如何成功實現經濟轉型？

搜狐智庫就此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汪玉凱。

汪玉凱表示，我國應該實現經濟三大戰略轉型：由規模數量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由引進吸收型轉向對外擴張型，由學習方法型轉向自主創新型。

汪玉凱強調，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保證。為此，要打破行政性壟斷，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針對近來輿論關注的“民營經濟退場論”，汪玉凱認為該觀點未能真正認識到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創造了50%的稅收，貢獻了60%的GDP，創造了70%的創新，提供了80%的就業崗位，占市場主體的92%。這已經很清晰地證明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貢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民營經濟退場論”就變成了笑話。”

以下是采訪精編 :

搜狐智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七輪行政體制改革，目前正在進行第八輪行政體制改革。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這些行政體制改革發揮了什么作用？

汪玉凱：改革開放40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一直沒有停息過，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從1982年到1992年是第一階段，是除破計劃經濟的政府管理階段。1988年的改革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的目標，影響了后三十年。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3年到2002年。1993年的改革承接于十四大，會上正式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我們開始進行行政體制改革。這十年大體可以說是建立市場經濟的政府管理模式階段。

從2002年到2012年是第三階段。2002年基本上是微調。2008年，我們又實行了大部制改革，力度還是比較大的，這是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是從2012年十五大以后到現在，大體可以稱之為內涵式改革。它的機構調整幅度不是很大，主要是“放管服”，即“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這次十九大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剛剛拉開帷幕。這次和過去幾次行政改革明顯不一樣，過去是行政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但這次是黨政統籌的整體改革。

過去七次改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至少可從兩個角度來談：

第一、經過過去七次改革，政府基本由計劃經濟政府大體轉為市場經濟政府。現在政府管理理念、結構、運轉、管理方式和計劃經濟時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第二，我們過去十年經濟平均達到9.5%的高增長水平，與行政體制改革是息息相關的。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行政體制改革，使中國經濟開始一路往上反彈，一直2017年，中國GDP份額占世界GDP份額達到15%。

搜狐智庫：十九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把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聯系在一起。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如何與未來幾年的經濟政策相配合？

汪玉凱：我們對未來的目標還是比較清晰的：到2050年要建成現代化強國，中間又分成小階段，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要初步建成現代化的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它都需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一個合格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保障大目標的實現。而很大程度上，國家治理體系與黨和國家的機構設置、職能配置、管理行為、管理手段息息相關。所以我認為，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獲得成功，就能為未來目標的實現提供一個有保障的政治體制。

搜狐智庫：我國經濟目前處于下行期。你認為原因有哪些？

汪玉凱：2013年增長率是最高的，2014年增長7.3%，2015年增長6.9%，2016年增長6.7%，去年稍漲，是6.9%，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是下行態勢。現在經濟增長一個點可能比十年前增長兩個點都難。

很顯然，現在我國經濟還沒有步入良性的軌道，造成經濟下行的原因可能很多。就我個人的觀察來講，大概有五個因素。首先是房地產泡沫，第二是地方債務，第三是行政結構體系改革相對滯后，第四是產能過剩，第五是民營企業不景氣。

的確，當前整個經濟形勢面臨的風險仍在上升，主要表現在我們面臨著：第一、保障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第二、外部經貿摩擦、第三、中國經濟還要實現由高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戰略轉型。

我們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的難題有兩個：一個是脫貧問題，第二個是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從脫貧來看，我們現在還有三千八百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而且這還是中國定的標準。如果選用聯合國的每人每天兩美元的貧困線，我們則還有兩億貧困人口。即使現在這三千八百萬人大部分集聚在少數民族地區、中西部落后地區，解決這一難題的難度還是相當大的。

其次，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我們有2.8億農民工，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集聚了大量外來人口：上海將近超過一千萬，北京將近九百萬，深圳將近一千八百多萬，廣州九百多萬。

第三點是要實現戰略轉型——由高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就是由注重規模數量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由過去學習模仿型轉向自主創新型，由過去引進消化吸收型轉向有序走出去對外擴張型。

搜狐智庫：如果要實現這三大戰略轉型，我們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汪玉凱：進一步加大經濟改革力度是根本性出路。我們可以思考，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當時做出很多很多承諾。究竟哪些兌現了，哪些還沒有兌現。

在市場準入門檻上，我們給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省去了很多壁壘，包括金融領域、電信領域等，這些是我們重大的改革舉措。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對內部企業一視同仁，進一步降低市場門檻，減少制度性干預，我認為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革力度。

其次，盡管過去這些年來，我們營商環境的便利度由96位上升到74位，但是和我們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體量比，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第三，要解決社會的公平公正問題。我們目前社會中存在很多矛盾沖突。我們要在醫療、教育、社保、保障型住房等關鍵環節進行大的改革舉措，才能夠調動老百姓參與改革進程，同時也能夠增加國內消費。

搜狐智庫：我們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哪個比較突出？當下廢除哪些行政審批是當務之急？

汪玉凱：壟斷有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市場壟斷三種壟斷形態。目前國內市場上難以形成各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格局，與存在壟斷是有非常大的關系的，其中行政性壟斷這方面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

一個市場如果不能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行政壟斷確實會影響各類市場主體發揮作用。所以我們要實現三種公平：機會公平、制度公平、規則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何破除行政壟斷，反對不正當交易，對于保證公平市場環境的建立，這是非常重要的條件。

關于破除行政壟斷的國際經驗，我覺得首先是要給公平競爭準入提供制度保障。其次，要對不正當競爭與壟斷進行調查，如屬實則對此實施嚴厲的懲處機制。這保障了各種市場主體能夠在市場環境中公平競爭。最后，要通過鼓勵創新，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提升企業的競爭能力，推動市場不斷更新換代。

我前面講了，現在我們的營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第74位，這和中國第二大經濟體不相適應。從表面上看，我們確實有三千多個政務服務中心，可以在網上辦，甚至可以在手機上辦，確實服務方式變化很大，但企業辦事難、老百姓辦事難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

我們實際上對市場的管控，對市場門檻的設立顯然明顯是太多了，即行政審批事項仍然過多，且還很難精簡下來。這才是根深蒂固的管理痼疾。所以簡政放權是壯士斷腕，要傷筋動骨，簡政放權是一場革命。

搜狐智庫：我們了解到，你最近這幾年關注的方向從行政體制改革研究轉向了新經濟研究，那你覺得在未來新經濟創新中，政府應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汪玉凱：政府在新經濟的培育過程中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

首先是謀劃。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和市場行為，但政府可以通過戰略規劃引領新經濟的導向。這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另外，要營造一種鼓勵市場各類主體自由創新的制度環境。如果政府能在這方面做得好的話，我想對新經濟出現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最后，政府要改變過去政府補貼的傳統方式，拿出一大筆錢給某些企業創新，實際上這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很難解決根本性問題。

我認為還是要更多依靠市場力量，讓各類主體進行創新競爭，最后再給優惠政策，而不是直接對企業進行補貼。

搜狐智庫：新經濟的創新離不開民營企業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近來“民營經濟退場論”這個觀點？

汪玉凱：這個觀點目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幾天中央都明確講，要毫不動搖地要發展民營經濟。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應該從三個角度來看該問題。

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對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的過程。1982年，黨認為民營經濟是國有經濟的一個有利補充。到了1992年以后，我們認為民營經濟是社會經濟成分的主要重要組成部分。到了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我們就認為要毫不動搖的發展民營經濟。從這個過程就可以看到，我們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上是一步步在深化的，而認識上的深化是民營經濟能夠發展壯大最主要原因。

其次，民營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簡單記為“五六七八九”——民營企業創造了50%的稅收，貢獻了60%的GDP，創造了70%的創新，提供了80%的就業崗位，占市場主體的92%。這已經很清晰地證明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貢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民營經濟退場論”就變成了笑話。